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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这些表观遗传效应也能在几个季度或几代的时间内出现在个体植物身上，而发生的条件可能只是移栽这么简单。这种适应性行为中，有一些是受到重要的基因复合体的调控，这些基因复合体十分古老且在整个生物界中都有分布。庞大、侵略性强、“杂草性”十足的柳兰实际上可能是在冰川期后开阔、混乱的大地上生长的原始种，而小巧清秀的柳兰则是通过表观遗传学方式产生的适应阴暗和森林的种类。当人类重现了这种植物的原始环境后，原始种便被再次“激活”。
我之前提到过，不同的杂草之间并没有亲缘关系，几乎任何植物科属中都可能出现杂草。但演化遗传学的最新发现表明，许多杂草种类之间可能存在着同样的基本基因复合体，这种复合体使杂草们倾向于——比方说——快速生长、迅速适应。拉斯金曾经对杂草做出古怪且反科学的评价，说它们是“一种天生就倾向于进入错误地点的植物”，但现在看来他的观点可能会被分子生物学证明。
然而柳兰个性的改变引发了人们对它出身的怀疑。当它将紫色花海铺向英国各个城市的废墟时，没人想到并提出它也许是德国人丢下的植物。但即便如此，当时的公众反应也并非单纯的喜悦（例如“废墟上有了新的生命！”），半个世纪后的我们之所以喜爱这样的场景，是出于浪漫的情愫和对生态的了解。柳兰生长在人们曾经居住的地方，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口述历史档案《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的战争》中，一位来自谢菲尔德的受访者这样回忆自己的感受（而且，他的感受很有代表性地表现了柳兰并没有被当作本土植物，而是被当作一种从花园逃出的入侵者）：
这些长在野外的柳兰被认为是从花园中逃脱的栽培植物。它在花园里看着还不错，可一旦到了狭小的空间里，它那活力十足的匍匐根就特别讨厌……回想起来，那些夏天似乎都很炎热，小小的降落伞一样的柳兰种子被夏日的微风吹在空中。穿过市中心时我妈妈会紧握着我的一只手，我就用另一只手挡开这些种子。但不可避免地会有一颗掉进我眼睛里，然后我就使劲想把它弄出来。我妈妈手里拎着买来的东西，没法帮忙，她就会说：“不要再揉眼睛了，一会儿都揉酸了。”我讨厌那些破败的地方，它们像伤疤一样穿过家乡的中心，我也讨厌柳兰躲藏在这些伤疤里。
在伦敦，对野生绿色植物最洞若观火的记录是一部虚构作品——罗丝·麦考利[120]的小说《世界是我的荒野》（1950）。故事背景设在1946年的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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