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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农田里。我十分喜欢肯特为它所起的一些名字，“蝴蝶兰”和“翼兰”都十分契合它的特点，前者尤佳。我不喜欢L.亨茨取的“闪闪亮”，这名字不适合花，倒适合酒。
克莱尔是否也觉得“徒劳的爱”不适合三色堇，认为它太过矫揉造作和都市化？这个名字在他的家乡北安普敦郡也有使用，但他从没提起过。打从一开始，他对植物的热情就集中在它们的生命力和独立性上。他把它们当作与自己平等的生命来写，它们有自己的生活规划和家园。他的诗中满是精妙的隐喻，写它们的民间用法和文学联想，但他最重要的写作内容永远是这些植物本身，而不是它们的各种象征和寓意。在这一点上，他与莎士比亚有着根本的区别，而对这一区别他从来都直言不讳，尽管他对莎翁的作品熟悉又尊敬。1824年，在一封与花有关的信中，他就一种俗名叫作“杜鹃”的植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碎米荠”……被我们叫作“欧丁香”和“淑女的外衣”，但除了在书上看到过，我从没听过有人叫它“杜鹃”。栎林银莲花也会被孩子们叫作“淑女的外衣”。但通常人们称为“杜鹃”的是红门兰属的一种植物……这是我知道的“杜鹃”，春天它们会挂上蓝色的铃铛，那是“袋状的杜鹃花苞”。我经常提到这种植物的花是紫色的，内壁有暗色斑点，它的叶子上也有黑点。它们总与杜鹃鸟同时出现，在我心目中它们才是英国唯一的“杜鹃”花。随那些莎士比亚评论家怎么说，对我而言就算莎翁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权威，像我这样一直以来都是乡野村夫的粗人只把这种植物叫作“杜鹃”，而在这种植物名称的事情上，粗人总是最有发言权的。
对克莱尔而言，“粗鄙”是价值与真实性的检验标准。“粗鄙”中包含了平凡、卑微和不造作，而这些正是他所崇尚的人和自然的品质。伊丽莎白·肯特后来在对克莱尔的夸赞中写道（这次语气恭敬了许多）：“这位诗人是一个真正的热爱自然的人：大自然即便麻衣荆钗，也依旧能打动他。即便只是看到一棵小小的杂草也会让他喜悦。”克莱尔极少公开使用拟人手法，但对他而言杂草就像是植物世界中的贫苦农民——随处可见，有一种谦逊之美，不被人重视；有用，却常被误用；会惹麻烦，没错，但它们也只是在尽自己所能过好自己的生活。他在1827年创作的《牧羊人的月历》可能包含了英语诗歌中关于杂草的最长段落，诗中他描述了除草人的工作过程（除草者使用的工具还跟300年前塔瑟描写的一模一样）以及他们如何处理除掉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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