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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正式重新获准加入协调组织的1818—1822年。
会议制度解体了，因为它挺不过紧接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那些年代，当时因1816—1817年的饥荒和商业萧条，到处都笼罩着对社会革命的强烈恐惧，其中包括英国，尽管这种恐惧最后并未得到证实。在大约1820年经济恢复稳定后，每一次违反1815年解决方案的事件，都仅反映出列强利益间的分歧。面对1820—1822年的第一拨动荡和暴动，只有奥地利坚持必须立即主动地加以镇压这类运动，以维持社会秩序和奥地利领土统一。在德意志、意大利和西班牙问题上，“神圣同盟”的三个君主国和法国立场一致，虽然喜欢在西班牙行使国际警察职责（1823年）的法国，对欧洲稳定不如前三国那么感兴趣，其更感兴趣的是拓宽它的外交和军事活动领域，特别是在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因为其大量投资都投注在那里。[4] 英国则置身事外。这部分是因为——尤其是在灵活的坎宁代替古板反动的卡斯尔雷（1822年）后——英国相信在专制主义的欧洲，政治改革迟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因为英国政治家不同情专制主义，加上警察原则的运用只会把敌对列强（特别是法国）引入拉丁美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拉丁美洲是英国的经济殖民地，而且是非常有活力的殖民地。因此英国人支持拉丁美洲独立，正如美国在1823年《门罗宣言》（Monroe Declaration ）中所主张的那样。这个宣言没有实际价值，但有重大的利益暗示，如果有任何东西确保了拉丁美洲独立，那就是英国海军。对于希腊问题，列强间的分歧甚至更大。对革命具有无限憎恶的俄国，却无疑能从这场东正教（Orthodox Church）人民的起义中得到好处，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削弱奥斯曼的力量，而且必定要依靠俄国帮助（此外，俄国还拥有一项为保护东正教基督徒得以干涉奥斯曼的条约权利）。对俄军干涉的担心、亲希腊的压力、经济利益以及虽不能阻止奥斯曼瓦解，但最好能让它保持秩序的普遍信念，最终导致英国从敌意转为中立，再转到亲希腊的非正式干预。于是，希腊因得到俄国和英国的帮助而赢得了独立（1829年）。借着把该国变成一个随便都可找到的德意志小亲王统治下的王国，希腊不会只变成俄国的卫星国，而国际损失也可因此减到最低程度。但是，1815年解决方案的持久性、会议制度以及镇压一切革命的原则，却因此而告崩溃。
1830年革命彻底摧毁了1815年的解决方案，因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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