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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在希腊语中的原意是“爱字词”，从某种意义上与意为“爱智慧”的哲学（philosophy）相对立。在近代欧洲，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和法国思想家笛卡尔分别代表了这两种学术倾向。在维柯的影响下，许多欧洲（特别是法、德）学者将精力投向了东方古代和中古的语言以及历史文献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多重大的进步，如波斯古经、《奥义书》、《沙恭达罗》的翻译，巴拉维语（按：约在公元3世纪至8世纪的伊朗语）的判读，希腊语与阿拉伯语关系的探讨等等。在18世纪学术飞快进步的基础上，19世纪初欧洲的东方研究学会纷纷建立，最早是法国的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成立于1822年，其后英国和德国也都建立了类似的学术团体。美国东方学会和这些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欧洲的东方研究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但真正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应该说开始于17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和欧洲本土的汉学家。1814年法兰西学院汉学教席的设置无疑是“学术汉学”建立的标志，但比起阿拉伯学、印度学则要晚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法兰西学院两位最早的汉学教授雷慕沙（Abel Rémusat）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都将大量的精力用于研究佛教，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在欧洲的影响下，美国的东方研究同样是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向波斯、印度、埃及，中国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这从《学报》上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在19世纪出版的20卷当中，关于印度的古代经典四大《吠陀》的文章多达数十篇，却没有一篇关于中国的《诗》、《书》、《礼》、《易》的文字。德国当代汉学家傅海博（Herbert Franke）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在欧洲，汉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课题基本上是19世纪的产儿，它比印度学和闪族研究要晚得多，后两种研究的发生背景也不尽相同，希伯来以及其他东方语言在欧洲有很长的教学历史，这样做有时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以反对伊斯兰教，欧洲和伊斯兰教的接触发生在地中海以及巴尔干半岛国家，巴勒斯坦曾在土耳其的统治下更成为接触的重要原因。对于印度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学者们发现梵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所有印欧语言的祖先，印度学一般被认为是对梵文的研究，早期的印度研究还伴随着一种寻找人类文明源头的幻想。”（《欧洲汉学概论》）学术研究虽然带有自身的独立性，但不可能脱离历史的发展和实际的需要而存在。
在19世纪的学术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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