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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处于东方学的边缘，《学报》上留给中国的版面十分有限，还是以19世纪所出的前20卷为例，与中国有关且有一定篇幅的文章只有10篇：
克拉普罗特《中国纸币史》（第1卷第136—142页）
格里诺《中国：人口、贸易、条约签订的前景》第1卷第143—161页）
勃朗《中国文化，或中国人特性的形成原因》（第2卷第167—206页）
马西《运用电码标示汉字的方式》（第3卷第195—207页）
索尔兹伯里《西安大秦景教碑的真伪》（第3卷第399—419页）
布拉德利《中国方言的罗马字拼写》（第4卷第327—340页）
伟烈亚力《西安大秦景教碑》（第5卷第275—336页）
丁韪良《古代中国的北方蛮族》（第11卷第362—374页）
柔克义《朝鲜与中国的关系》（第13卷第1—33页）
柔克义《西藏佛本生故事》（第18卷第1—14页）
从上面10篇文章可以看出三个特点，一是研究课题多属于古代（柔克义的第一篇文章主要讨论古代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二是语言文字研究所占比例较高，三是关注少数民族、中外关系，而较少论及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勃朗的文章只是概观，丁韪良的文章也不是他所最熟悉的中国法制史）。这三点基本上可以概括19世纪美国东方学会汉学研究的特点。在上述文章中，其中第一篇的作者克拉普罗特是法国学者（曾长期在德国、俄国工作），他的文章原载于法国亚洲学会1822年的《学报》上，第二篇文章则是格里诺根据一位法国学者所翻译的有关中文文献编写的，之所以在1843年第一卷上出现接连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是和《南京条约》后中国向西方开放的新形势有着密切关系的。另外伟烈亚力是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他的文章和前面这两篇文章都说明了欧洲东方学对美国的深刻影响与互动。索尔兹伯里的文章正是在伟烈亚力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阿拉伯文和比较语言学）来为相关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大秦景教碑以及中国犹太人之所以受到关注当然还是跟西方文化的希伯来源头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以来，汉学研究在美国东方学会中的比重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为学报投稿并参与学会的活动，主要有夏德（Friedrich Hirth）、劳费尔（Berthold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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