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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er）、顾立雅（H.G.Creel）、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德效骞（Homer H.Dubs）、卜德（Derk Bodde）、恒慕义（Arthur W.Hummel）、富路特（Luther C.Goodrich）等。这些学者均兼通中西，其中不少有欧洲的学术背景，他们成为二次大战以前美国汉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来自中国的学者开始参加美国东方学会的各种活动，如许地山、梅光迪、裘开明、李方桂、赵元任等。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东方学会的汉学研究在20世纪的前40年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从总体上讲，东方学会注重近东、古代和语文学方法的传统却没有大的改变，这引起了新一代远东研究学者，特别是汉学家的不满，他们希望建立一种不同于欧洲的汉学研究和亚洲研究的新模式。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激发了东方学会内部的论战。1941年，为了适应美国在亚洲利益的需要，以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起成立了远东学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该会得到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很快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费正清在学会内外鼓吹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对近现代中国进行研究，成为一种新的美国模式的开创者。远东学会开始时还和东方学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如一起开年会等等。后来由于远东学会的迅速发展，使其终于在1954年完全离开母体。这一举措的长远意义在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有了各自的学术活动阵地。
1942年是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年，也是美国东方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太平洋战争加深了美国对东亚的重视，这很快也反映到了学术研究上。东方学会也就在这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学报上有关汉学的文章和年会上宣读的汉学论文都在不断上升。据统计，从1942年到2012年这70年间，学报所发表的汉学论文平均每年（每卷）有四、五篇之多，如以一年四篇计算，这期间发表的论文就有近三百篇，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宗教史、交通史、物质文明史等领域，但这些讨论多数是关于元代以前的问题——厚古薄今的传统一如从前。
美国东方学会的老家是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但后来南迁到了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New H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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