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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在于他们的主张以失败告终，而是在于他们无意于或者也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他们凭借自己的文化水平、历史和礼仪知识以及儒家高尚的道德观，为官僚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除了个别和短暂的时候，在面对政权以及任何能在朝廷上控制政权的人时，儒家学者是势单力薄的个体，背后缺乏有组织的政党的支持或者积极拥护儒家的人的支持。正是由于这种体制上的弱点、高度的依赖性以及个体在仕途中的极端不稳定的处境，所以儒家在中华帝国政治中的特征是‘儒’（柔弱之士）。”（中文版59页）也就是说，儒家作为个体虽然很优秀，但却不善于发挥集体和体制的力量，到了关键的时候，难以做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是，儒家君子经常不得不单枪匹马面对大权在握的统治者，独自应对帝国官僚体系的复杂、僵化或派系内讧。他们越是有良知就越容易成为烈士，或者更多的时候成为政治空想家。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成为成功实现高尚目标的政治家。
狄百瑞从1930年代开始研究儒学，当时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儒学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课题”（《前言》），而到他写作《儒家的困境》的1991年，儒学已经复活为西方道德哲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无论出发点是历史的考察，还是现实的关怀，人们都希望从古老的儒学中获得新的思想资源。狄百瑞这本书的主要着眼点是历史，但他也偶尔谈及现实，他认为儒家君子所体现的三种主要价值中，“仁”和“学”还能在当今世界找到一席之地，而“礼”在工业化时代零碎的情感和忙碌的环境中已经很难挽回消亡的命运——三个支撑点中失去了一个，儒学的生命力和走向问题就很值得关注。
在目前国内学术界，儒学越来越热，各种讨论《论语》的书也不断涌现，有时甚至炙手可热。在这样的环境下，译介一些国外研究儒学的经典著作是非常有益的，至少可以让我们听到另一种声音，虽然其中的一些观点我们不一定同意，但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狄百瑞这本书在方法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比较，将儒家的君子和希伯来的先知进行比较，并进而指出他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在《圣经》中，先知只是上帝的传声筒，上帝通过他与自己的子民对话；而对于儒家来说，是“天不言”，“圣人代天言”，这无疑更具有人文精神，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君子背上了一个沉重得多的道德负担，“儒家思想把以色列先知放在整个民族身上的所有重担都抛给了君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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