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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会干事。据美国学者甘博（Sidney D.Gamble）1921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称，其时该校“学生人数达到226人，来自26个传教团体，12个商户，5家公使馆”。（《北京社会调查》英文本第383页）到1930年代，这所学校由于优良的教学方法和生活条件早已名声在外，成为年轻学者们的不二选择。
费正清在这个学校前后学习了两年，主要是提高口语能力。他后来回忆说：“开始上口语课时，我发觉‘直接法’与布勒克先生的方法不一样，它是以北京话的四声开始的，北京话或国语，从前叫做官话，再加上威妥玛—翟理斯罗马字拼音法，并以数字表明四声。我们朗读ma1，ma2，ma3，ma4，像小学生上课似的。”（《回忆录》英文本第39—40页）关于“直接法”（direct method），曾在这所学校里半工半读过两年的韦慕庭（C.Martin Wilbur，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回忆道：“我们用直接法学习汉语。在开始的几个星期，我们听不到一句英语，所有的人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老师慢慢地说汉语，他一边说，一边会指着脸上和身体上的器官——鼻子、眼睛、嘴巴、胳膊，或者会介绍人称代词——我、他、他们的用法，或者用动作来演示动词的意思。课后我们有个别的辅导，在一个小房间里，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帮助我们复习已经学过的东西。这些辅导老师一般年纪较大，而且不会说一句英语。对于我这样此前没有学过口语和汉字的人来说，我从这一说话练习中获益良多。说话对我们来说最难的是记住——不，是内化——每一个多音节字和词组的发音的声调。”（《回忆录》英文本第27—28页）
在学校学习口语的同时，费正清还在不断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对于他的研究来说，阅读能力是更为重要的。除了请私人教师进行辅导外，他主要是借助字典——特别是翟理斯的《华英字典》——进行自学。在牛津大学两年多的时间里，费正清在汉语学习上的最大收获就是培养出了一种自学能力，现在这种能力又一次得以发挥作用。
1935年底费正清离开北京时，他的汉语能力已有了很大的提升，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完成了博士论文资料的收集和初稿的写作。1936年费正清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并回哈佛执教。在此后的40多年中，费正清以哈佛为基地，将自己开创的“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模式推广到全美，乃至全世界。具有鲜明美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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