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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写那本曾经由我计划好了的历史性的传记，自然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就只好极其遗憾地，不得不用一部历史来代替一本传记。”
当然遗憾也并不是完全无可弥补，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马士利用自己掌握的材料对晚清的海关以及赫德本人还是做出了不少的论述，如第二卷第一章（上海税务司）、第二章（总税务司）、第七章（海关权力的确定）。在第三卷第十四章（协定中的海关）中他对赫德做了这样的评价：“赫德爵士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自从早期耶稣会教士起，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他那样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他洞悉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并且因深通中国语文，所以能把事情敷陈作那样一种形式，致使西方读者看来似乎瑕疵百出，幼稚可笑，却能够投合精细有余而胸襟开阔不足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之所好；虽然在财政经济方面能力不强，可是在组织和指导别人的工作上，他是一个奇才；而他的最优异的品质则是他的谨慎。”可见，赫德在晚清错综复杂的各种权力关系中能够长期控制海关并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是自有他的一套官场经验的。
马士在坎伯莱小镇过着深居简出、专心著述的生活。1929年深秋一个年轻学生的来访打破了他晚年生活的沉寂，并开始了一段忘年交，直到1934年马士去世。此人就是日后西方汉学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费正清。当时费正清刚从哈佛本科毕业来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费正清和马士不仅有校友之谊，也有共同的研究兴趣，他已决定把近代英国对华政策和英中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打算从海关这一重要的机构切入。初次见面，兴奋不已的马士就滔滔不绝地向费正清讲了一大通有关海关和晚清政府的情况，并承诺以后会给费正清的研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马士没有子女，他显然已经把费正清当作了自己的某种继承人，而费正清也在马士身上找到了一位精神上的父亲。对于马士的大名，费正清早在哈佛时就已经听说，在横渡大西洋前往英国的轮船上，他仔细阅读了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特别是其中关于鸦片战争的章节。马士的著作体大思精，考证翔实，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没有使用一条中文材料，完全依靠外文资料。马士并非不懂中文，他这样做固然有学术上的偏见——认为中文材料不甚可靠，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中文材料的不易获得。这一状况在1920年代开始转变，特别是随着《筹办夷务始末》等档案的影印出版，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研究近代中外交往中中方的态度不仅是完全必要的，也已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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