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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是政治学系的William W.Lockwood，他生于上海，其父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所以从小就能说一些汉语。Lockwood二战前夕进入政治学系工作，二战中被借调到美国空军，战后回到普林斯顿继续执教。他所开设的有关东亚政治的课程涉及近代中国的历史、政治和经济问题，一直作为了解东亚的入门课而深受学生的欢迎。第三位学者是Marion J.Levy, 1947年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执教于普大社会学系，他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于两年后出版。不难想见，Levy的到来使普大又多了一位可以教一些与中国有关课程的专家。
三驾马车的工作虽然不无成效，但毕竟有限。牟复礼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首要的就是恢复常规的汉语教学，并使之成为一门学分课程。牟复礼来普大之前，汉语一直是根据学生的要求来开设，而每年有这样要求的也就是2—3名学生，由于不算学分，这三三两两的学生往往满足于一知半解，缺乏继续钻研的劲头。在汉语教学正规化以后，牟复礼要做的就是建立中文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体系。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一体系推出了首批毕业生，虽然只有本科生一人（1961年），研究生2人（1967年），但无疑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起点。最早的研究生之一陈学霖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元史专家。
一个好汉三个帮，牟复礼来普大后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增添人手。1958年正好有进人指标，牟向同事推荐了陈大端。陈当时在印第安纳大学撰写有关清史的博士论文并且同时教授汉语，此前曾长期在北京生活学习，会讲标准的普通话。这些条件都很理想，陈大端顺利地通过了考核并于第二年9月正式到普大报到。有意思的是，牟在推荐陈的时候并没有避讳他和陈的一层特殊关系：金陵大学时代的同学。这样一层关系显然比光看履历和面试更能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牟复礼“举贤不避亲”产生了好的效果，此后的事实证明陈不仅科研能力很强，同时也是一位难得的汉语教学高手。
在陈大端之后，又有几位高手被引进到普大。1961年高友工的加盟填补了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白。名师出高徒，日后以研究明清小说特别是“奇书文体”著名的浦安迪（Andrew H.Plaks）就出自高门。浦氏于1973年博士毕业后就留在了老师身边。1965年刘子健的加入打下了宋史研究的根基，而1971年Willard Peterson的到来则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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