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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宋元刻本也达到了2000册之多。另外，据胡适后来的检视，其中不少配补的明刻本也很有价值，特别是《南藏》本和建文元年天龙山刻本都是难得一见的珍稀文献。义理寿的这桩买卖，再次验证了一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义理寿在四处打探和购买的同时，为这批书籍编写了一份详细的目录，1941年以《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书目》（Title Index to the Catalogue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为题在北京刊印，大大便利了后人的查阅和研究。
胡适上任后，根据义理寿的目录对藏书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在葛思德10万册藏书中，胡适认为有版本价值的约4万册，具体说来可以分成10组：（1）宋版书700册；（2）元版书1700册；（3）明版书24500册；（4）稿本3000册（其中抄写于1602年以前的2150册）；（5）雍正六年（1728）铜活字排印本《古今图书集成》5020册；（6）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412册；（7）武英殿本二十四史754册；（8）翻刻宋元明本2000册；（9）蒙文《甘珠尔》109册；（10）中医中药书2000册。为了让这些珍贵的文献为更多人所了解，1952年胡适特别策划了一次书展，展期持续两个月（2月20日—4月20日），受到了美国各界广泛的好评，成为他两年任期的最大亮点。
胡适出任馆长是在1950年，但他和葛思德图书馆的渊源却可以追溯到1943年。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从1943起，他开始投入精力考证《水经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古代地理学经典著作，由于屡经传抄翻刻，错简讹夺十分严重，因此历代研究者甚多。到了清代，著名学者赵一清、戴震等对以前各种版本做了精心的校勘和研究。但是晚清以来，以魏源、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戴震的《水经注》研究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有抄袭赵一清的重大嫌疑，由此形成一桩著名的公案。胡适出于学术兴趣和个人情感（戴震为胡适安徽同乡），决心重审此案。由于赵一清《水经注释》稿本完成时间（1754）和刊刻时间（1786）相差30多年，胡适认为有必要首先将这两个本子进行对勘，刊本很快就找到了，但稿本却一筹莫展，194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适得知葛思德图书馆藏有赵著稿本的一个完整的抄本，真是喜出望外。在考证此案时，胡适发现，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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