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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的《水经注》有两个刊本，一个是由乾隆皇帝题诗的武英殿聚珍本（1775），一个是没有皇帝题诗的自刻本（1776）。为什么在殿本出版的几乎同时要推出自己的刻本呢？胡适认为乾隆的题诗值得研究，但要确定这首诗确切的写作时间，就必须查询按照年代编排的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但在美国，无论是哈佛、哥伦比亚，还是国会图书馆都没有收藏这位皇帝诗人的作品，无奈之下胡适再次求助于葛思德图书馆，结果发现那里不仅有，而且还有两套。
对于收藏家来说，版本当然是最要紧的，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内容无疑更为重要。葛思德图书馆作为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collector's library）显然当之无愧，而作为一个研究型图书馆（research library）它也完全合格。
从1943年到1946年6月回国，胡适在3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和葛思德图书馆打交道，每次都有意外的收获，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这或许是他日后愿意出任馆长的一大动因。有些学者认为胡适任馆长的两年是他一生最黯淡、最委屈的时期。此说固然有它的根据，但我倒并不这么看，对于一个嗜书如命的读书人，一个善于利用孤本秘籍做学问的学者，坐拥10万册书城应该是令人愉快的。胡适这个时期写的两篇英文文章中，也完全没有丝毫的怨气和消沉。
原载2012年10月10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