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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得以于1935年在北京创办,并连续出版至1948年。
法国留学生在北京的活动则更为活跃,特别是随着1941年9月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建立,一批年轻的法国学者为躲避二战来到北京进修和从事研究,其中韩百诗(Louis Hambis)、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石泰安(Rolf A.Stein)、李嘉乐(Alexis Rygaloff)等回国后均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民国时期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就更多了,东单牌楼附近甚至出现了“日本人村”。当时执教清华的杨树达曾在日记中(1929年7月6日)这样描述来访的仓石武四郎:“此君头脑明晰,又极好学,可畏也。”(《积微翁回忆录》)其他日本留学生的情况可以推想而知。
对于这批美国留学生来说,北京的时光是他们一生难忘的美好经历。他们可以在汉语还不熟练的情况下和中国学者用英语进行交流,并向他们请教。民国建立前后留学欧美的一批中国学人在1930年代已经成为学界的领袖,占据着北京各大高校的要津。洪业曾给来燕京大学进修的饶大卫以悉心的指导;蒋廷黻曾就如何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等晚清档案给予费正清很大的提示;卜德则在冯友兰的指导下翻译了冯著《中国哲学史》,奠定了一生的学术基础。
毋庸讳言,巴黎、京都的学者有他们的优势,但并非样样领先。就二战前如日中天的法国汉学来说,其优势和局限都是很明显的。曾留学法国的李思纯在1923年总结说:“法之治中国学者,其攻中国之事物凡两途;其一探讨古物,而为古物学之搜求;其一探讨政制礼俗,而为社会学之搜求。然决未闻有专咀嚼唐诗宋词以求其神味者。此无他,彼非鄙唐诗宋词为不足道,彼实深知文学为物,有赖于民族之环境遗传者至深,非可一蹴而几也。”(《与友论新诗书》)1931年吴宓访问欧洲时曾拜会伯希和,交谈后发现“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所以中国学者无须妄自菲薄。实际上,在当时北京的学者中,对于自己和本国学术有信心的不乏其人,钱穆就是其中之一。他谈到自己早年的两篇代表作时说:“余自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刊载《燕京学报》后,初去燕大,(顾)颉刚又来索稿,以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与之,续刊《燕京学报》。曾获欧洲某汉学家来函推崇,谓读余文,乃知中国学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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