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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非异邦人所能为力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国学术问题最终的发言权在中国人那里，也为一些日本学者所承认。小柳司气太、吉川幸次郎均表示过，无论自己的研究多么精深，都无法超过中国学者。
如果说近代以来北京一直就是汉学中心的话，1930年代它的这一地位则更加巩固。1920年代在把汉学中心夺回北京的时代潮流下，北大、清华、燕京、辅仁、中研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无论是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还是建立国学院培养学生，抑或是组织考古挖掘寻找新材料，这些努力都很快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考虑到当时内忧外患的国内国际环境，这一努力就更显得可贵，而其效果也更让人赞叹。1930年代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最辉煌的时期，而北京则成为风光无限的汉学中心。余英时在回顾这段时期时做出了如下评价：“以老一辈而言，如陈寅恪的史学、傅斯年的古代民族史、汤用彤的佛教史、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史，都代表了中西融合的学术精品，……又由于西学已普遍传入中国的关系，从中国学术系统中出身的人此时同样可以灵活运用西方的观念和著作方式，……陈垣、柳诒徵、吕思勉、顾颉刚和先师钱穆五位大师可为典范代表。……因此这一期的成绩得到国际汉学界（日本和西方）的高度重视。”（《史学研究经验谈》）美国留学生大都在1930年代来到北京进修，可谓躬逢其盛。
从美国留学生的角度来看，北京的汉学中心地位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1）北京拥有一批一流学者，美国留学生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不仅在课堂上，也在私人交谈中。顾立雅回忆说：“每当我在研究中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我就立刻骑上自行车，去找对此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中国学者，一杯茶的功夫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常想，他们的帮助为何总是如此慷慨？他们真是我所认识的最亲切的一群人。”此外各种聚会也是讨论学术、互相切磋的重要场合，这种学术性的聚会是当时北京学界的一大特色，美国留学生从中获益良多，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顾立雅继续回忆说：“那时中国学者们经常在饭馆里聚会，听说有些教授将一半的薪水用于宴请，我几乎每周都受到邀请。这类的聚会一般四个小时，八个人左右，很少超过十二个人，大家围坐在一张大圆桌边，边吃边聊。参加的人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字学家、艺术史家、文献学家，偶尔也有一两位诗人。他们的闲谈实际上都是学术讨论，语速很快，且常常一语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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