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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会话练习。第一、二学期的内容相对简单，到第三学期，开始使用中国的报纸作为教材，口语练习也将难度增加为唱歌和讲故事，甚至背诵中国古诗。第四学期是最高阶段，要求学生阅读短篇的文学作品，并尝试翻译成英文。与语言培训同步还教授文化课程，第一期是地理，第二期是历史，第三期是政治和社会，第四期是综合性的国情教育。一年培训下来，程度好的学生在当时的美国就可以算得上一个中国通了。
在接受汉语培训的数千名美军士兵当中，日后最为学界所知的是明史专家牟复礼（Frederick W.Mote，《剑桥中国史》明史卷的主编），他与中国结缘很大程度是由于二战。1942年底，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20岁的牟复礼离开刚刚上了一年的大学，应征入伍。当时美国军方急需中文人才，牟被选中派到哈佛大学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此后他作为情报员前往中国工作，无论是在昆明和国民党打交道，还是在张家口和共产党接触，他的汉语能力都得到了中国同行的赞赏，这显然得益于他在哈佛时打下的坚实基础，当时主持中文教学的是赵元任，使用的是赵专门为这批军事学员编写的教材《国语初步》（Mandarin Primer）。牟复礼后来还将这一教材长期用于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学中。
在这一培训中诞生的另外一部有影响的教材是顾立雅（Herrlee G.Creel）主持编写的《报刊汉语》（Newspaper Chinese ， 1943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了帮助学员更好地阅读中文报刊，顾立雅和同事发明了一种循序渐进的归纳法，效果相当不错。顾立雅最初没有被政府借用，而是留在芝加哥大学负责培训项目，1943年项目结束后他也来到了华盛顿，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返回母校。
在为国家服务方面，来自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可谓捷足先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四个月，他就被征召到战略情报局远东部工作，1942年9月被派往中国担任该局的驻华代表，直至1943年12月，回国后他调往陆军情报局远东部工作。在重庆一年多的时间，费正清做了不少事情。作为情报局官员，他的分内工作是搜集战时中国和日本的情报，向国内汇报。此外他还兼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驻华代表，主要工作是将中国的出版物，特别是学术出版物，拍成缩微胶片寄回国会图书馆，同时也帮助使馆向后方的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分发美国学术著作和科技文献的缩微胶片。抗日战争爆发后，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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