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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中断，迁移到西南地区的中国学人无法接触到美国最新的学术出版物，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在对中国进行军事、经济援助之余，也没有忽略文化层面的工作，特别于1942年1月在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司下设立了对华关系处，全面负责战时与中国的文化学术交流。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Wilma C.Fairbank）成为这个新机构的第一位雇员，结束了自己战前全职太太的生活。费正清在重庆分发的缩微胶片正是夫人在华盛顿组织人制作的，两人虽然天各一方，但却是文化战线上最亲密的战友。其实对于费正清来说，他本人更感兴趣的也是文化交流，通过这项工作他再次见到了自己早年在中国留学（1932—1935年）时的老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陶孟和、陈岱孙等人以及西南联大、中研院的一批学者，这批中国精英在大后方艰苦乃至贫困的生活场景让他触目惊心，并为他们坚持学术研究的执着所感动。他到中国伊始便开始多方联络，促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哈佛燕京学社为这批学者提供薪金补贴，另外他说服驻昆明美军司令拨专款聘请中国教授发表讲演。除了官方途径，费正清还通过私人渠道为他们提供食品和药品，有时甚至是钢笔和手表，在当时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一支美国派克钢笔换来的钱可以够一家人二三个月的生活支出。
在重庆费正清平时接触最多的自然还是国民党的各级官员，一年多的实地考察给他的最大感受是，国民党气数已尽，他后来在《回忆录》（Chinabound）中明确指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在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也正是在1943年的后期，费正清开始接触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并很快和周的助手乔冠华、龚澎成为了好朋友，乔、龚 11月结婚时，费正清特意送给新郎一套西装表示祝贺。虽然时间短暂，接触的人也不多，但费正清很快在中共党员身上觉察到了一种新的力量，一种代表未来的力量。离开重庆时，他对中共的好感已经相当明确了，此后这种好感伴随了他的一生。
对中共抱有好感的汉学家绝不止费正清，他的老朋友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有过之无不及。就在费正清1942年秋抵达重庆后不久，拉铁摩尔辞去了蒋介石顾问一职，他是1941年7月接受罗斯福总统推荐而担任这一职务的（为此向任教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请假），主要任务是及时沟通两位元首有关战争发展的信息并提出自己的建议。珍珠港事件前，他多次提请罗斯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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