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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出版，题为《太史公司马迁》（Ssu-ma Ch'ien：Grand Historian of China），该书分为五个章节，全面论述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和他杰出的史学成就。
不难想象，华兹生的下一步计划是更为全面地翻译《史记》，狄百瑞教授听说后，表示可以纳入他正在主持的“东方经典译丛”（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ental Classics），并且建议华兹生申请哥大的研究经费。得到这笔经费后，华兹生决定将京都作为翻译工作的地点。富路特教授从提高汉语口语的角度出发，建议他去台湾（也为他日后回哥大教汉语打下基础），但是华兹生已经很习惯日本的生活，没有理会富教授的建议，于1956年秋再度前往京都。
在离开美国前，华兹生去拜访一位在哈佛的朋友，两人一同参观哈佛燕京学社，见到了那里的几位教授。当朋友向柯立夫（Francis W.Cleaves）教授介绍华兹生时，称他为“准备翻译《史记》的了不起的年轻人”，柯立夫说他对《史记》一向很有兴趣，问了华兹生一些有关的翻译问题，最后又问：“你打算花多少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工作呢？”华兹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三年”，柯立夫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去，他转头看着窗外，大声说：“如果你说的是三十年，我差不多可以接受。”两人的谈话就此结束了。
三年翻译《史记》绝不像说起来那么容易，只有一个人，而且资助也很有限。华兹生决定尽量压缩译者序言和注释的篇幅，并且选择《史记》中故事性比较强的内容，以便更适应普通读者的需求。他的想法得到了狄百瑞和哥大出版社的支持，他们希望《史记》的第一轮大规模英译本是更偏向于通俗性而不是学术性。
1956年秋在京都安顿下来不久，期盼多年的《史记会注考证》再度印刷，华兹生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套《史记》，不用再反复借图书馆的了。他基本在家里工作，只是偶尔去一下京都大学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在他翻译的过程中，多种《史记》的现代日语译本出版了，它们为华兹生的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这些译本同样很少注释，目的读者也是普通大众，它们的出版对华兹生来说是个鼓励，既然日本读者对《史记》有这么大的需求，在美国，至少也有人会感兴趣吧。当然华兹生也清楚地意识到，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日本人至少听说过《史记》，也知道它的重要性，但在1950—1960年代的美国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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