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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在别的地方想办法，作为驻俄大使的柔克义最终找到了圣彼得堡的皇家科学院印刷所，全书于1911年9月印刷完成。此后不久，柔克义离开了俄罗斯，出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
译本出版时在标题上做了一些改变，为的是让西方读者更为一目了然，其英文标题为Chau Ju-kua：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赵汝适：他关于12和13世纪中国和阿拉伯贸易的著作，名为〈诸蕃志〉》）。两位汉学家对这样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之读者反应没有抱过高的期望，觉得顶多只会在汉学研究的小圈子里产生一些影响，没想到结果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1912年12月29日《纽约时报》周末书评版用了近一版的篇幅来介绍这本书的内容，给予两位译者以非常高的评价，在谈到柔克义时，文章指出，“他是凭借业务能力而不是政治背景被任命为驻外大使的，这可以算是美国国务院有史以来第一遭”。这里显然不无调侃的味道，但只限于美国政治。就柔克义而言，他完全够得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个古老的标准。
这部集翻译与研究于一体的重要著作出版后，很快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1930年代，著名中外关系史学者冯承钧在为《诸蕃志》进行校注时就大量吸收了这本书的成果，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民元德国学者Friedrich Hirth与美国学者W.W.Rockhill曾将是编迻译，并为注释，……博采西方撰述，注释颇为丰赡，然亦不乏讹误，今采其精华，正其讹误，补其阙佚，凡标明译注者，或是全录其文，或是节取其说，间有其说创自译注，而在本书中变更抑补充者，则不标译注二字，非敢掠美，恐有讹误，不愿他人负己责也，计所采译注之文十之五六，余则采近二十余年诸家考证之成绩，间亦自出新说者，然无多也。”所谓“近二十余年诸家考证之成绩”，主要是指法国大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对南海史地的研究。试举两例以明之。《诸蕃志》原文记弼琶啰国一种野兽道：“兽名徂蜡，状如骆驼，而大如牛，色黄，前脚高五尺，后低三尺，颈高向上，皮厚一寸。”其后的注是这样写的：“译注，按giraffe波斯语名zurnapa，阿剌壁语名zarafa，《瀛涯胜览》阿丹（Aden）条名麒麟，盖S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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