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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虽然名为“字汇”，但最后一部分已经提供了一些句子，《读本》可以说是这一部分的扩大和补充，与前书相比，篇目的设置更贴近日常生活，例句也更为丰富和精当。《读本》的出现无疑为广东方言的学习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1829年10月裨治文离开美国前，传教会给他若干条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他把开始的几年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并说如果发现广州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可以考虑到马六甲的英华书院。裨治文后来没有去英华书院，而是在广州跟随马礼逊学习。本来学习汉语最好是找中国人做老师，但当时清政府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政策（教外国人汉语有杀头之祸）使这一点很难实现。即使能找到个别不怕冒险的老师，在师生双方精神都很紧张的情况下教学效果也一定不会太好。传教会的指示中担心广州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应该就是指此而言。这种不理想的状况直到1844年才得以改变，中美《望厦条约》中约定：“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音，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中国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裨治文是《望厦条约》谈判时美方的主要翻译，其时他已经来华十多年，但据中方人员的看法，他的口头表达能力仍十分有限，“以致两情难以互通，甚为吃力。”（《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1844年是马礼逊去世十周年，这位最早的汉语教师晚年的境遇不佳，估计去世前几年能够用来指导裨治文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多年来裨治文主要是通过马礼逊编写的工具书——特别是《华英字典》——来学习汉语，口语不佳也就很难求全责备了。经过多年的学习，裨治文的汉语阅读和写作能力得到了长足的进步，1838年他用中文独立撰写了介绍美国历史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就是明证。
对于语言学习来说，教师固然重要，教材也同样重要。19世纪早期的情况是，不仅汉语教师稀少，可供用于学习汉语的教材也很有限，主要有这几种：小德经（Chrétien Louis Josephe de Guignes）的《汉法拉丁字典》（1813）、马礼逊的《华英字典》（1815—1823）、雷慕沙（Abel Rémusat）的《汉文启蒙》（1822）、公神甫（Joachin Alphonse Goncalves）的《汉葡字典》（1833）。上述皆是欧洲人的著作，所以一个美国人如果不懂法文、葡萄牙文、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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